父亲李鸿谟性格开朗，分缘极好，抗战期间因一直在外交处主任职上，终身结交了不少朋友。
有些我只是听过姓名，有些由于常常到我家走动，咱们兄弟都很了解。现在，父亲李鸿谟和他的故友们大多现已离世，我将我所知道和记住的工作写下来，也算是对父亲李鸿谟和各位兄、长老伯的一种留念。
不过尽管他是军统，在军统内部位置很高，但在云南口碑并不坏。与当地长官及同僚联系都很好，很重情意。
2007年我在家中招待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时，谈及裴老先生，龙国璧说：“裴老伯对我父亲李鸿谟（龙云）一直很好。”
1945年末，龙云被逼调任重庆军事参议院长时，蒋介石委任裴存藩为军事参议院(后改为战略参谋委员会)总务厅厅长，传说是监督龙云举动。
在此期间，龙云在陈纳德的协助下经广州出走香港，实际上便是裴有意放走龙云的。云南平和起义后，卢汉把裴存藩和张群一同放走。
张群上飞机后，忽然从送别的人群中跑出一个手提小箱的人，飞快地冲向飞机舷梯，一闪就进入了机舱。
为了这个政治过错，卢汉没再敢对云南平和起义的官员加以维护，最典型的是他的秘书长朱丽东病死于劳改队中，改革开放后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才得以。
父亲李鸿谟为屡次解救前进学生和家园游击队被俘人员时，都要找到裴存藩，每次总是有求必应。
1948年，在反美扶日的“七.一五”中，我大姐李慧生的两位同学：
陈家柱与钟兴邦（后在昆明师专任教）被捕。其时大姐已去美留学，她的同学梁明嘉（现在法国）、陈尔芬（现在江西）、徐振环(现在昆明)等人前往李第宅，找到了父亲李鸿谟，恳求“李老伯想想方法”。
其时父亲李鸿谟正在理发，听了几位同学的来意后，立刻拿起电话打给裴存藩，提出开释学生的要求。
咱们一家住在太和街，除了在高峣有一小幢防空分散委员会售给的用于躲警报的平房外，就再也没别墅了。
抗战成功后，父亲李鸿谟到温泉调理的住地，正是裴存藩的别墅（那时没有官办调理院）。
裴夫人高超波，曾与我的母亲结拜为姐妹，咱们这一些孩子都喊她阿姨，裴阿姨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，是顶顶有名的佳人，当年在上层社会家庭中常常遭到赞誉。
上世纪40年代后期，裴存藩及夫人高超波与高氏宗族成员于昆明市巡津街“裴氏楼”前合影。
便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回昆，裴阿姨带其子女到我开设的商铺观赏，也惊动了半条街。很多人力争上游的来看这位美丽的老太太。
临走时裴夫人要走一些店里特制的火腿月饼，说是要带回台北去，给云南老乡尝尝。
后来我到美国省亲，和裴存藩老伯的千金裴再明、裴幼明碰头，感觉依然很亲热。
解放前夕，裴夫人从大陆出走时，因恐困难，原本不准备把一切子女带走，我的爸爸妈妈知道后，前往裴府一再劝说，终究裴夫人带走了一切的子女。
垂暮的裴夫人总是重复那么几句话：“我眼睛不行了，耳朵也听不清，咱们两家的联系不是一般的……”然后便是哭声。
这样的言语，总让人回忆起几十年前昆明，她的这些话，表达的无非是她对故土和姐妹的怀念。
裴阿姨曾对我说过，当年她带着孩子逃离大陆到香港时，先住段晓峰（名段克昌，宜良名人，龙云年代的兵站总监，曾为远征军的粮食供应做过不懈的尽力）家，后段又在近邻为他们租了一所房子。
后来裴老伯被卢汉放走到了香港，一家人才得以团圆。随后裴老伯先到台湾，安排好了，才返港接走妻子儿女。
裴存藩脱离昆明时十分短促，什么都未带走，家里尚有300两黄金都忙不得拿。
因而他们家到台后，很是贫穷，裴阿姨将她带去的首饰变卖后，买了一块有水塘的地。
后来台湾搞建造占用了这块地，交给了他们一笔为数不小的补偿款，日子才殷实起来。
裴存藩(1905～1995)，字寿屏，云南昭通人。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、中心练习团党政研究班第二期、中心政治校园高档班结业。参加过第2次东征和北伐战争。
任黄埔军校教训团排长、连长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团辅导员，第二十一军特别党部宣扬委员。
1928年起任中心党部武士科总干事、戎行党务处副处长、云南省党务辅导委员会书记长等职。
抗战迸发后，先下一任云南省社会处处长、昆明市市长、云南省党部委员兼党员挂号处处长。
1946年起任军事参议院总务厅中将厅长，兼云南省驻南京就事处主任，中选第一届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些来昆的台湾人都知道裴存藩，并说“他是一位有名的资深的立法委员。”
李敖其时居住在台北市敦化南路496号金兰大厦12楼，裴存藩住在8楼！李敖对裴的描绘很有意思！
